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十四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而在这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历史终章中，湖南芷江与全国多地共同书写了中国人民接收日军投降的壮阔画卷——芷江是日军向中国战区递交投降初步方案、接受投降指令的“洽降”之地，并非最终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的场所；从大陆腹地的长沙、南昌，到东南沿海的广州、上海，再到归绥铭创配资，乃至越南北部与宝岛台湾，中国军队以主权者的姿态，在广袤疆域与受降辖区内，完成了对日军的正式受降，用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中国作为抗战主战场、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历史地位。
抗战结束后，中国16个日军受降区情况。
芷江的“洽降”，是中国战区受降流程的关键起点，其核心任务是完成日军投降的“前期接洽”与“指令传达”，而非正式受降。1945年8月21日，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四人，怀揣着日本大本营关于投降的初步意见，从南京飞抵湖南芷江。此时的芷江，作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成为中日双方就投降事宜进行首次官方接触的枢纽。当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代表中国方面，正式召见今井武夫，向其明确传达中国战区关于日军投降的核心要求：包括日军必须完全遵守《波茨坦公告》条款、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妥善保管武器装备与军用物资、听候中国军队指令进行集中缴械等。萧毅肃还当场向今井武夫交付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详细规定了日军在各受降区的投降程序、缴械范围与人员安置办法。
展开剩余79%此次芷江洽降，本质上是中国战区对日军投降意愿的“核验”与“部署”。今井武夫一行的核心任务，是代表日本大本营接收中国方面的投降指令，并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确认日军的投降准备情况——包括日军在华兵力分布、武器弹药库存、各部队驻地等关键信息，为后续全国范围内的正式受降奠定基础。在洽降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掌握主导权，萧毅肃明确指出：“日军必须绝对服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不得有任何拖延或反抗行为”，彻底打破了日本试图在投降过程中保留“体面”的幻想。芷江洽降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从“谈判准备”阶段进入“实际执行”阶段，为后续十六个受降区的正式受降铺平了道路。
长衡地区受降典礼会址——湖南大学科学馆铭创配资。
芷江洽降之后，国民政府随即划定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覆盖中国大陆主要省份、越南北部及台湾地区，由中国军队分别执行正式受降任务，真正实现了“以主权者身份接收日军投降”的历史使命。在华中地区，第四受降区（长沙、衡阳地区）与第五受降区（南昌、九江地区）的受降仪式，成为中国军队接收日军投降的典型缩影。1945年9月15日正午，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中将作为受降主官，在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科学馆（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受日本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的正式投降。当天的会场布置肃穆庄严，中美英苏四国国旗高悬，“V”字胜利标志熠熠生辉，观礼的中外来宾、新闻记者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仪式上，坂西一良率领参谋长伊知川少将等日军代表，身着军礼服入场，王耀武当场查验日军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随后交付《武字第一号训令》，明确规定日军在长衡地区的缴械时间、地点与范围——包括步枪、机枪、火炮、坦克、弹药等所有作战物资，必须在10月15日前集中至指定地点，由第四方面军接收；日军官兵需在指定营地集中，听候后续遣返安排。坂西一良在训令上签字确认后，双手接过文件，并当场表示“谨遵奉行”，随后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由伊知川少将双手捧呈王耀武。仪式结束后，王耀武向在场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吾人对已投降之日本官兵，将予以安全保障，但亦绝不忘记抗战十四年之牺牲—— 真正的胜利，在于以和平感化法西斯主义，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国胸襟与民族气节。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岳地区受降报告书。
与此同时，第五受降区（南昌、九江地区）的受降仪式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中将作为受降主官，在江西南昌接受日本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中将的正式投降。薛岳在仪式上明确要求日军：“必须在9月底前完成所有武器弹药的缴械工作，不得有任何藏匿或损毁行为；日军战俘需严格遵守中国军队的管理规定，不得扰乱地方秩序”。笠原幸雄当场签署投降文件，承诺“完全服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及第九战区的一切命令”，标志着赣北地区的日军正式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除华中地区外，中国军队在全国其他受降区也相继完成了正式受降，将国家主权的印记刻在每一寸土地上。在华南地区，第二受降区（广州、海南岛地区）受降主官张发奎上将，在广州接受日本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的投降，收复了被日军侵占多年的华南门户；在华东地区，第六受降区（杭州、厦门地区）与第七受降区（上海、南京地区）的受降仪式，分别由顾祝同、汤恩伯主持，接收了日军在江浙沪地区的全部兵力与物资。南京是总受降地。1945年9月9日9点，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正式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大陆，还涵盖了越南北部（北纬16度以北地区）与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收回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标志。在越南北部，第一受降区受降主官卢汉上将率领中国军队，在河内接受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正式投降，解除了日军在越南北部的全部武装——这一行动不仅是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清算，更是中国作为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核心力量，履行国际责任、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体现。而在宝岛台湾，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陈仪上将，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受降典礼”，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的投降。当天，陈仪庄严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归还中国政府，所有日本在台军政人员，均须服从中国政府的管辖”，标志着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正式回到祖国怀抱。这一时刻，不仅是中国战区受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丰碑——从甲午战争后的被迫割让，到抗战胜利后的光荣收复，台湾的回归，印证了“国家强大则领土完整”的历史真理。
日军伊知川少将双手将降书捧呈中国军队王耀武将军。
回望1945年的芷江与全国受降现场，我们必须清晰区分“洽降”与“受降”的历史定位：芷江是日军向中国战区递交投降初步方案、接受投降指令的“接洽之地”，是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的“起点”；而长沙、南昌、广州、上海、台北、河内等地，则是中国军队以主权者身份，接收日军正式投降、完成武器缴械、实现领土收复的“执行之地”，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成果的“落点”。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战区受降的完整链条，缺一不可——没有芷江洽降的前期部署，全国受降便缺乏统一的指令与规划；没有全国多地的正式受降，芷江洽降的成果便无法转化为实际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从芷江的谈判桌，到全国乃至越南北部、台湾的受降现场，中国军队以坚定的姿态，完成了对日军的全面接收，这不仅是对十四年抗战中牺牲的3500万同胞的告慰，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这段历史深刻证明：中国是抗战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中国军队有能力、有决心捍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今天，当我们回望芷江洽降与全国受降的历史，更应铭记：民族的尊严，源于国家的强大；和平的果实，需要用奋斗来守护。
作者陈忞，系长沙市政协二级巡视员，中南大学教授，中组部首批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师资库湖南省唯一的成员，北京大学等全国11所985大学兼职教授，全国高校教材《形势与政策》（浙大版）副主编。
作者丨陈忞铭创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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